胚胎移植前基因诊断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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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基因诊断的临床应用有哪些

基因诊断又称DNA诊断，是70年代末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项应用技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许多疾病的诊断，包括遗传性疾病的基因诊断、肿瘤的基因诊断、感染性疾病的基因诊断、法医学鉴定中的基因诊断、疾病易感性的基因诊断、药物筛选和药物开发的基因诊断等，本文对基因诊断在临床的应用及其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述。

与其他诊断方法相比，基因诊断具有突出的优点：一是能从基因水平彻底揭示疾病病因及发病机理；二是可进行症状前诊断，能显著提早产前诊断的时间；三是取材少，来源广，微量标本即可进行诊断；四是可快速检测不易在体外培养（如艾滋病病毒、各种肝炎病毒等）和不能再实验室安全培养的病原体。因此，基因诊断迅速在临床诊断领域特别在遗传病研究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1.基因诊断在临床的应用 1.1遗传性疾病的基因诊断：目前已发现的人类遗传性疾病达数千种之多，分为单基因缺陷造成的遗传病（包括显性遗传、隐性遗传、X-染色体连锁遗传病等）、多基因缺陷导致的复杂因素遗传病以及染色体数目异常的遗传病。随着对多种遗传病致病基因和突变类型以及许多可用于基因连锁分析的遗传标志的澄清，再加上基因诊断方法学的不断改进和更新，使得基因诊断被广泛地应用于遗传病的诊断中。目前遗传病基因诊断所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和突出。地中海贫血是一种常见的严重危害的遗传性血液病。Drobyshev等用10聚体的寡核苷酸微集芯片，成功检测β-地中海贫血患者红细胞中β-珠蛋白基因中的3个突变位点[1]。血友病B是凝血因子Ⅸ基因缺陷引起的一种X染色体连锁隐性遗传病，关节腔和肌肉出血是严重病例的特征性表现。目前只能对下列遗传病进行基因诊断：已知特定基因位点突变或缺失的单基因病；已知与特定突变基因突变处于连锁不平衡的DNA标记RFLP；检查癌细胞染色体重排；新生儿死亡一击基因已被克隆的或有DNA连锁标记的遗传性酶病[2]。 1.2肿瘤的基因诊断：肿瘤的形成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癌基因、抑癌基因及其产物作为肿瘤标志物在肿瘤诊断，检测肿瘤复发与转移，判断疗效和预后以及人群普查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实用价值。通过检测癌基因、抑癌基因中发生的基因突变有助于肿瘤的早期诊断。抑癌基因p53是人类肿瘤中最常见的突变基因，约50%以上的肿瘤都存在该基因的突变，通过将p53基因外显子2-11区域内所有突变位点的突变探针以及对应的正常序列探针集成在一块芯片上，制成p53基因芯片，为肿瘤的早期诊断、分类提供一条新途径。SPLUNCL蛋白、p16基因、p27基因等可以作为鼻咽癌的诊断标志物，用于鼻咽癌的早期诊断[3]。 1.3感染性疾病的基因诊断：采用形态学、生物化学货血清学诊断细菌、病毒、寄生虫和真菌等感染性疾病，有时存在灵敏度低、特异性差及速度慢等不足之处，基因诊断技术可以克服这些不足，它既能检出正在生长的病原体，也能检出潜伏的病原体；既能确定既往感染，也能确定现行感染。 1.4法医学鉴定中的基因诊断：主要是针对人类DNA遗传差异进行个体识别和亲子鉴定。其中最常用的基因诊断技术是DNA指纹技术、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技术以及检测基因组中短串联重复序列遗传特征的PCR-STR技术和检测线粒体DNA的PCR-mtDNA技术。疾病易感性的基因诊断：基因诊断在判断个体对某种重大疾病的易感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体的多态性与一些疾病的遗传易感性有关。 1.5器官移植组织配型中的基因诊断：器官移植的主要难题时如何解决机体对移植物的排斥反应。基因诊断技术能够分析和显示基因型，更好地完成组织配型，从而有利于提高器官移植的成功率[4]。 1.6药物筛选和药物开发中的基因诊断：由于芯片技术具有高通量、规模、行性等特点，可以进行新药的筛选，尤其在对中药成分的真伪鉴定及有效成分的筛选、理学研究、化学药物的合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药化作用。且用基因芯片作大规模的筛选研究可以省略大量的动物实验，缩短药物筛选所用时间。 1.7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GPD是体外获取卵子或植入前胚胎，经极体或卵裂球活检，检测胚胎的染色体和基因，将无病胚胎植入母体子宫，以获取正常子代的技术，是一项实现诊断时机前移、避免选择性流产、可应用于不育患者并能达到源头阻断遗传病传递的积极优生技术。目前在我国，该项目开展十分有限，总体处于起步阶段。使用到的技术包括单个卵裂球荧光原位杂交、多色/多重FISH等基于单细胞的染色体分析技术；单细胞巢式/多重巢式PCR等基于单细胞的基因诊断技术；全基因扩增技术等[5]。 2.基因诊断在临床应用存在的问题 2.1基因诊断中的伦理问题：目前使用基因诊断方法所测得的结果是否可靠？被诊断为基因缺陷阳性的人如何得到法律保障，使他们不受人寿保险、招聘单位和社会的歧视？等等，目前推广使用基因诊断方法是否合适还值得商榷。某些遗传疾病通过基因诊断技术虽然可以明确病因，但是，若不能给予有效治疗，这种基因诊断对患者自身的生活将可能意味着负担和麻烦。基因诊断可能导致新的种族歧视并最终使纳粹的人种改良企图死灰复燃[6]。 2.2基因诊断技术的标准化问题：基因诊断技术的发展历史较短，有的问世只有数年，最多也就20余年，故目前尚缺乏标准化的操作规程和质量认证体系，各研究机构之间、各医疗机构的实验室之间尚存在方法不统一，质量难保证的问题[7]。综上所述，基因诊断与传统方法相比，具有更灵敏、准确、快捷的特点，在临床应用中具有其他诊断方法不可替代的地位，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发挥其在疾病预测、预防和个体化治疗中的作用；同时必须关注基因诊断在医学伦理和生物安全问题，并加强基因诊断技术的质量控制。

基因诊断方法与传统的诊断方法相比，有着显著的优越性，它以基因的结构异常或表达异常为切入点，而不是从疾病的表型开始，因此往往在疾病出现之前就可作出诊断，为疾病的预防和早期及时治疗赢得了时间。另外，遗传病基因变异在全身各处细胞中均能一致体现，诊断取材极为方便，血液细胞及羊水脱落细胞等均可作为诊断材料，而不需要对某一特殊的组织或器官进行检测。由于以上这些优点，基因诊断从发展伊始就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和普遍欢迎，已应用于许多临床疾病的诊断。

1基因诊断在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

基因诊断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且简便、快捷，因此在病毒、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及寄生虫感染诊断中得到了广泛应用。（1）人乳头瘤病毒的检测:HPV（双链DNA病毒）难以用传统病毒培养和血清学技术检测，用核酸杂交、PCR等基因诊断方法则可迅速准确地检出HPV感染并同时进行分型。（2）肝炎病毒的检测:HBV（乙型肝炎病毒）的血清学检测方法已广泛地应用于临床，但其测定的只是病毒的抗原成分和机体对HBV抗原的反应，基因诊断则可直接检测病毒本身，有其独特的优越性。首先，它高度敏感，可在血清学方法阳性之前就获得诊断，这在献血员的筛选中尤为重要，基因诊断方法可将HBV、HCV（丙型肝炎病毒）、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窗口期分别由血清学方法60、70、40天缩短到49、11和15天，在防止输血后肝炎的发生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其次，基因诊断可对患者血中的病原体定量检测，对临床评价抗病毒治疗效果，指导用药，明确病毒复制状态及传染性有重要价值。如我科引进的定量PCR仪，应用实时在线检测反应管中的荧光信号变化进行病原体DNA的定量，结果更为准确可靠，产物检测始终在密闭状态下进行，有效地解决了产物污染这一难题。基因诊断还可检出病毒变异或因机体免疫状态异常等原因不能测出相应抗原和抗体的病毒感染。（3）结核杆菌的检测:结核病是长期以来严重威胁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生命健康的常见病，传统的实验室诊断依赖痰涂片镜检和结核杆菌的培养与鉴定，但阳性率不高，所需时间长。目前应用PCR技术建立诊断方法，敏感度可达到少至100个细菌的水平，且应用针对在结核分枝杆菌中拷贝存在的特异性重复序列引物，既使菌株发生变异，也能准确检出。（4）基因诊断尚可用于HIV、人类巨细胞病毒（HCMV）、EB病毒、淋病奈瑟氏菌、幽门螺杆菌、脑膜炎奈瑟氏菌、螺旋体及疟原虫、弓形虫等的检测，无不具有灵敏、特异，能反应现行感染的优点［1］。

2基因诊断在遗传病中的应用［2］

基因诊断本身是在分子遗传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遗传病的诊断方面成绩最为突出，也最有发展前途，对许多已明确致病基因及其突变类型的遗传病诊断效果良好。即使不明确致病基因，也可利用遗传标志进行连锁分析来诊断某些遗传病。现在已实现基因诊断的遗传病已不下百种，这里仅举几例加以说明。（1）血红蛋白病的基因诊断:大多数α地中海贫血是由于α珠蛋白基因缺失所致，应用DNA限制性内切酶酶谱分析法，或用PCR检测α珠蛋白基因有无缺失及其mRNA水平的方法进行诊断。（2）苯丙酮尿症的诊断:苯丙酮尿症是一种常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其病因的分子基础是苯丙氨酸羟化酶基因点突变，可针对突变的类型应用PCR方法与RFLP（限制片段长度的多态性分析）联合检测。（3）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约65%的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患者有X染色体Xp 21.22-21.3区抗肌萎缩蛋白基因内部DNA片段的缺失和重复，由此导致移码突变，用针对Xp 21区各不同部分的多种DNA探针，内切酶酶谱分析，多重PCR等方法均可诊断出抗肌萎缩蛋白基因的异常。

3基因诊断在肿瘤学中的应用

肿瘤是一类多基因病，其发展过程复杂，临床表现多样，涉及到多个基因的变化并与多种因素有关，因而相对于感染性疾病及单基因遗传病来说，肿瘤的基因诊断难度更大得多。但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从根本上离不开基因的变化，所以基因诊断在肿瘤疾病中也会有广阔的前景。其重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1）肿瘤的早期诊断及鉴别诊断。（2）肿瘤的分级、分期及预后的判断。（3）微小病灶、转移灶及血中残留癌细胞的识别检测。（4）肿瘤治疗效果的评价。另外检查癌基因的变化不但有助于对肿瘤的诊断和预后，在判断手术中肿瘤切除是否彻底、有无周围淋巴结转移方面也很有优势。在白血病诊断方面，PCR阳性诊断结果可比传统的细胞学方法及临床症状出现早5～8个月，可检出1×10 6个有核细胞中的一个白血病细胞，在白血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及临床化疗后残留白血病的监测方面有着其它方法无可比拟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基因诊断不是万能的，它只是现代检验医学的非常重要、非常有前景的一种手段。纵观目前基因诊断的临床应用现状，除了病原体的PCR检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外，其它领域的应用非常有限，即使在条件较好的三级甲等医院开展的项目也不多。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即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包括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和植入前遗传学筛查（PGS），指通过对胚胎进行基因检测以提试管婴儿高成功率和生育健康后代为目的的技术，并且使试管婴儿技术从单纯解决生育问题转为促进优生优育的技术。

👶适应症

PGD的适应证为单基因疾病和遗传性染色体异常等。PGS的适应证为高龄、反复着床失败、反复流产、严重的男性不育等。

🔬检测方法

早期PGD/PGS是从体外受精第3日的卵裂球取1-2个细胞进行遗传学分析，现多从第5或第6日的囊胚取3-10个外滋养层细胞或取极体进行基因检测，从中选择遗传学正常的胚胎用于移植，得到健康下一代。

什么是PGD或者什么是移植前遗传学诊断

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reimplantationgeneticdiagnosis,PGD)技术的发展给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reproductivetechnology,ART)带来了福音。PGD指对诊断明确的疾病如染色体疾病、单基因疾病等在胚胎植入前进行针对性诊断。单基因疾病患者或者携带者可以通过单基因疾病PGD技术,植入不携带疾病基因的胚胎;染色体异常如相互易位、罗氏易位、倒位等导致反复流产的患者通过染色体PGD技术,植入染色体正常或平衡的胚胎以降低流产风险。高龄(advancedmaternalage,AMA)、反复流产(recurrentspontaneousabortion,RSA)、反复植入失败(recurrentimplantationfailure,RIF)、严重男性因素患者因为染色体非整倍体发生率增高,学术界提倡对这部分人群进行植入前遗传学筛查(preimplantationgeneticscreening,PGS),目的是筛查23对染色体非整倍体,降低流产风险,提高成功几率。但因为PGS导致异常胚胎的遗弃,可能使妊娠率、活产率降低,活检过程移除细胞损伤可能影响胚胎发育潜能,活检胚胎可能需要全部胚胎冷冻而增加了冷冻复苏风险等原因,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争议。目前国内并没有PGS相关指南,亟需规范。本文对PGD/PGS争议及最新的指征进展进行综述。

1 PGD/PGS技术发展简史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ART引起世界瞩目之时,就有学者提出通过该技术筛查异常胚胎以降低流产风险的设想。随后不同学者提出可通过活检极体、1~2-细胞卵裂球细胞或者几个滋养外胚层细胞进行染色体检测。1990年,英国学者进行了首例X连锁隐性遗传病PGD,卵裂球活检后通过PCR方法扩增Y染色体特异序列进行胚胎性别选择,植入女性胚胎,获得临床妊娠,开启了ART新纪元[1]。1992年双色荧光原位杂交法(fluorescentinsituhybridization,FISH)作为另一单基因疾病性别选择方案,应用X及Y染色体特异性探针进行性别选择,并且可检测X及Y染色体非整倍体[2]。1995年,基于非整倍体与女性高龄、流产的相关性,多色FISH-PGS登上PGD舞台[3],主要对高龄女性进行几条染色体的非整倍体筛查,开创了PGS时代,并得到了推广。但FISH技术探针数目有限,荧光PCR、全染色体染色等技术可同时进行数目较多(9~10)染色体的PGS检测,使人们有了更好的选择[4]。由于亚端粒探针的研究,相互易位PGD方法也开始发展[5],极大地降低了这部分人群的流产风险。各种单基因疾病的PGD方法也在这段时间进展迅速。2001年基因芯片、2002年比较基因组杂交法、2003年单细胞测序法、qPCR等全染色体筛查(comprehensivechromosomescreening,CCS)技术进入人们的视野。2004年后,基因芯片-PGS的报道开始增加,并于2010年后成为国际上大多数生殖中心的主要PGD/PGS技术[6],单核苷酸多态(SNP)基因芯片可以快速简单地同时进行多种单基因疾病PGD,并同时可行23对染色体非整倍体筛查[7]。近年来,高通量测序技术可能成为最有潜力PGD/PGS技术。

2 PGS不同指征提出

PGD/PGS指征始终与分子遗传技术发展相适应。虽然PGD/PGS发展时间较短,但在PGD/PGS领域各种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临床转化速度非常快,目前PGD/PGS已成为ART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改变了ART面貌,使ART技术从单纯解决不孕不育问题转为成为优化妊娠结局的有利技术,并有可能对所有ART人群应用。1990年,PGD国际

工作组(InternationalWorkingGrouponpreimplantationgenetics)成立,其工作是对全球PGD的工作进行总结和指导。1997年,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SHRE)PGD工作组成立,提出对高危人群进行PGS以提高成功率,并且每年进行数据统计以跟进PGD最新进展。2002年PGD国际学组(PGDIS)成立,并于2004年发表了PGD技术指南[8],该指南首次结合ART中心建立指南及PCR/FISH实验指南对PGD的各个环节给出指导意见,为建立高效有序的PGD中心提供了国际性指导方案,但是对PGD/PGS指征未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2005年,ESHRE的PGD工作组在PGDIS指南的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PGD/PGS纳入指征指南,更具有实用性[9]。指征分为建议纳入及不建议纳入两类。PGD建议纳入诊断明确的、严重致畸或致残性且遗传可能性大(染色体重排可能性>10%;单基因遗传比例25%~50%)的单基因疾病;易位型染色体问题;HLA配型且已有干细胞治疗手段的疾病列入遗传相关指征。PGS建议纳入RSA>2次,每个中心可依地区、国家规定自行决定次数;RIF>3次移植高级别胚胎失败;或者多次移植累计达10个胚胎失败;AMA>36周岁。但是任何可能因卵巢刺激、卵泡穿刺、妊娠而产生并发症风险高的女性都建议不进行ART,生育力低下如AMA女性(40~45岁以上年龄)、基础FSH值>15IU/L、体质量指数>30kg/m2及其他不适合进行ART的疾病均不建议纳入,具体来说,窦卵泡数(AFC)数目<7个,胚胎质量差不考虑。这一版本指南没有将男性因素不育作为PGS指征,是否将男性因素不育列为PGS指征争议较大。2006年,国际上还是倾向将严重男性因素不育作为PGS指征[10],并在多中心实践,主要原因为严重男性因素可导致胚胎染色体异常几率升高[11]:胚胎原发性染色体异常如三体、单体几率及性染色体异常几率增加;梗阻性与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胚胎PGS结果显示非整倍体率均高于50%[12];严重少弱精子症患者的精子与对照相比非整倍体率显著升高[13];卵泡质内单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sperminjection,ICSI)/睾丸精子获取(testicularspermextraction,TESE)-PGS后妊娠结局明显改善[14];补救ICSI后胚胎染色体异常高发,进行活检及PGS可有效地改善妊娠结局[15-16];男性年龄是否与胚胎非整倍体发生相关尚无定论,但一项基于胚胎的研究表明高龄男性(>50岁,独立于女性年龄因素)囊胚形成率降低,胚胎非整倍体发生率显著增高[17]。男性因素对胚胎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是否需要将补救ICSI及高龄男性纳入PGS尚无定论。

3 PGS指征争议

RSA、RIF、AMA、严重男性因素四指征也是目前进行PGS的主要医学指征。PGS一开始的设想为降低因染色体异常带来的植入失败、流产、引产及出生缺陷风险,高龄是女性妊娠结局较差的因素之一,也是最先提出的PGS指征,但一部分ART中心实践后显示,PGS可能减少了部分染色体异常的风险,但并未改善妊娠结局,而且降低了活产率。有2篇重要的针对AMA女性PGS效果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均显示[18-19],与对照组相比,PGS组可移植胚胎数目明显降低,持续妊娠率明显降低,活产率明显降低。这2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巨大争议,也动摇了国际社会对PGS的信心,直接导致2007年后PGS周期数的直转急下[20]。与此同时,针对RSA、RIF、男性因素指征进行的随机病例对照或者回顾性分析均不支持PGS有提高妊娠率的效果[21-23]。

虽然PGS负面评价不断,但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PGS对妊娠结局有正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虽然活产率无明显提高,但流产率、多胎率有明显下降;②AMA女性PGS极大地降低了唐氏综合征发生风险,>40岁高龄女性PGS更为经济[24];③PGS可减少高龄女性因反复流产造成的情感创伤,并降低中孕期流产风险;④部分人群还是可见明显的妊娠结局改善。

由于2007年前大多数ART-PGS使用卵裂球细胞活检+有限染色体FISH技术(PGS#1),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能该技术的局限导致了PGS临床效果的差异。卵裂球活检有较高的局限性:①可能对胚胎发育潜能影响较大;②可能因活检或者固定过程导致细胞核碎裂、溶解致结果不准确;③早期胚胎嵌合体多发,卵裂球结果可能错误率较高。极体活检FISH-PGS后持续妊娠率提高,也从另一方面提示可能卵裂球活检对胚胎发育潜能的影响。而FISH技术局限性也很多:①FISH信号的解读困难;②FISH探针不能覆盖全部染色体;③不同指征人群可能产生非整倍体机制不同,导致FISH-PGS结果差异[25]。对Mastenbroek等[26]发表在新英格兰杂志上的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后,部分学者认为该团队经验不足,可能活检技术、细胞固定技术、FISH技术、FISH报告错误、患者选择偏倚造成最终结论不准确。基于卵裂球活检及FISH技术的局限性,国际社会开始提倡改变活检方式,同时进行CCS,终止FISH-PGS[27-28]。

4 PGS2.0的提出

PGS#2(2.0)与FISH-PGS(PGS#1)区别:①第5/第6日(D5/D6)囊胚滋养外胚层活检或极体活检,不再采用第3日(D3)卵裂球活检;②采用基因芯片或者其他技术进行CCS,弃用FISH技术[29-30]。2010年ESHRE的PGD工作组呼吁评估PGS2.0临床效果[31],得到许多支持,随后CCS有利于ART妊娠结局的报道呈爆发式增长:卵裂球活检+比较基因组杂交基因芯片(aCGH)显著提高妊娠率,降低多胎妊娠及流产率[32];aCGH准确性较FISH提高,且植入率、妊娠率提高[33];time-lapsemonitoring结合aCGH-PGS较单纯PGS显著提高妊娠率[34-35];CCS结合囊胚移植显著提高了妊娠率、持续妊娠率、活产率,降低了流产率[36],且多胎风险降低;AMA(40~43岁女性)、RSA人群临床效果也令人满意[37-38]。美国2011—2012年PGS大数据分析显示>37岁女性PGS后每周期活产率及每移植周期活产率较对照组显著提高[39];一些小型前瞻性研究显示[40],CCS显著提高预后较差女性的植入率与妊娠率。

PGS2.0主要指征同2005年ESHRE的PGD工作组发布指征,但增加了男性因素:精子常规检查异常;精子基因组衰

减(spermgenomedecay,SGD),包括染色体碎片化增加,染色质分散,非整倍体率增加等。这些男性可通过ICSI生育,但胚胎发生异常几率可能增高,应加入PGS指征。具体为:①精液指标异常需要ICSI助孕进行PGS[严重精子减少(<5×106/mL);梗阻性或非梗阻性无精];②经皮TESE-ICSI。次要指征有:前次偶发染色体非整倍体流产;胚胎质量较差;选择性单胚胎移植。

2015年,一些IVF中心报道不加选择对所有IVF患者进行PGS显著提高了妊娠率[41],开始了是否对所有IVF患者进行PGS的争论。鉴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利用胚胎培养液游离DNA的无创PGS的提出[42],未来有可能实现对所有胚胎进行损伤小但快速准确的染色体筛查。

5 PGS2.0的局限性

虽然目前PGS2.0是选择胚胎、改善妊娠结局的一种较好的方法,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①活检可能带来胚胎损伤、植入潜能下降、表观遗传变化及成年后可能的远期影响,亟需开发损伤更小甚至无创的检测方法以降低可能的影响;②目前PGS结果分析所需的时间超过24h,需要胚胎冷冻以选择合适时机移植,虽然现有研究显示新鲜胚胎和冷冻胚胎具有相似的妊娠结局[43],然而胚胎冷冻对胚胎发育的安全隐患一直是辅助生殖领域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随着技术不断发展,缩短PGS出报告的时间,PGS2.0后新鲜囊胚的移植可能成为未来努力的方向;③现有PGS2.0检测技术都是基于全基因组扩增后的胚胎细胞DNA进行的分析,其分析的准确性有赖于扩增产物完整性,然而扩增偏倚无法消除,可能带来假阳性与假阴性,故目前定义的PGS仅是对非整倍体进行筛查,随着技术进步,是否可以扩大PGS的筛查范围,增加小片段重复缺失的筛查?④PGS2.0仍然无法预知嵌合体胚胎的结局,且PGS2.0对嵌合体的识别度可能较高,由于嵌合体胚胎可能发育成正常个体,也可能流产,嵌合体在所有早期异常核型流产中占比约2.88%[44],故难以界定嵌合体胚胎的妊娠结局,对嵌合体胚胎的移植前咨询成为目前难点,需要进一步研究。

6 PGS2.0展望

PGS目前争论焦点已从PGS是否对临床有利转而讨论扩大PGS指征的必要性。虽然目前仍缺乏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证据的支持[45],仍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估PGS,不可否认的是2010年后国际上大多数ART中心已将囊胚活检+PGS(PGS2.0)+FET作为常规手段运用于主要指征人群(AMA、RIF、RSA、男性因素),主要目的在于降低该人群流产风险,提高成功率,且显示较好的效果,国际社会对PGS的认同已全面恢复。PGS2.0已极大地改变了ART面

貌,可能成为未来生殖中心对所有患者的一个常规项目。

关于胚胎移植前基因诊断，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